南橘北枳，确有不同。

　　中国面积辽阔，经纬跨度大。同一个水稻种子，在不同的地方栽培，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近日采访中获悉，过去的几年来，江苏省盐城、连云港、宿迁、扬州、淮安等农业占比仍有一定分量的城市，就曾被一种水稻种子所困扰，也引发了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出台措施，防止了危害进一步扩大。

　　比如，2019年3月，扬州市宝应县农业农村局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金粳818”等水稻品种市场监管的通知》（宝农发〔2019〕31号）中指出，“近年来，‘金粳818’水稻品种在我省部分地区种植并配供‘蓝子汉’牌大豆除草剂而导致水稻药害减产、甚至绝收的农业生产事故屡有发生，我县也发现私下兜售和种植‘金粳818’水稻品种的迹象。根据品种审定公告，我县不属于该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域，且配套使用的除草剂在水稻上使用，存在安全生产隐患。”

　　与之同时，2018-2019年发出类似通知的还有高邮、泗洪、东台、射阳、金湖、涟水、阜宁、连云港海洲区、兴化市、海安等县（市、区）。

　　（宝应县农林部门发布种子预警信息。图片来源地方政府网站）

　　不仅如此，农业种子的问题也引发的中央的高度重视。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今年1月中旬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也表示，要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打赢种业“翻身仗”。

　　近日，江苏省多个农业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查阅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素材认为，过去江苏多个县级农业部门对外的通报中，隐含了诸多信息，反映出当前种子市场的现实挑战。

　　一个地方的适宜种植品种是如何确定的？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在乡镇基层从事农业工作已近40年的吉新耘。

　　乡镇种子站为何消失了

　　《21世纪》：江苏多县此前曾经通报，“金粳818”种子不适合在当地种植，为何在江苏地区的市场上持续了至少5年？

　　吉新耘：根据农业农村部品种审定公告，由天津某科研单位培育出来的“金粳818” 适宜河南沿黄、山东南部、江苏淮北、安徽沿淮及淮北地区种植。江苏基本上没有地方适合种植这个水稻种子。从实践中看，这一种子在江苏种植会缩短营养生长期，容易在抽穗扬花期遭遇高温或因迟播在灌浆结实期遭遇低温而严重减产。

　　根据《种子法》规定，一个水稻新品种培育出来，一般由省级农委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通过后就成为省品种，就可以在一个省大面积推广。但是，如果同一个水稻种子也历经同样的程序在另一个省通过，那么这个种子就会成为国审稻，也就意味着可以全国推广。

　　（高邮农林部门发出通告。图片来自地方政府网站）

　　《21世纪》：以“金粳818”为例，这个水稻种子是怎样流入江苏等不适合种植区域的？

　　吉新耘：2000年以前，根据当时的《国务院种子管理条例》，各地农业部门结合本地历史等种植经验等有个指导意见，一个新品种要在一个地方推广，先要有示范种植，在某个地区是否合适，与以前的品种相比有什么优点等，再由乡镇种子站（镇办企业）对外推销，那么谁推销谁负责。事实上，这种体系非常适合广大的农村。

　　在《国务院种子管理条例》上升为《种子法》后，对种子经销商提出了硬件和软件要求，如注册资金规模等 ，不同的级别决定了你的销售市场是全国还是省等范围， 原来的乡镇种子站就彻底市场化了，要么退出，要么改做种子企业的销售商，原有的种子引进和推广体系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原来那套种子在一个地方落地检验再销售的体系改由企业执行，老百姓用什么种子表面上可以自由选择，但本质上是由种子生产企业、经销商说了算，这为种子企业拓展市场带来了极大利好。仅销售种子可能利润有限，但如果搭配特定的除草剂或其他就有了较大的利润空间。比如，两瓶“蓝子汉”甲氧咪草烟成本约15.2元、卖给农民是100元。

　　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种子法》出台前征求意见，国家只征求到县级，没有到乡镇，但乡镇其实是种子销售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每天都要和种植打交道。

　　“种子不能全部市场化”

　　《21世纪》：你在乡镇工作中有没有接触到进口种子？

　　吉新耘：几乎没有。我从每年参加的农业系统培训班上获悉，进口种子主要集中在玉米大豆蔬菜方面，其中蔬菜种子大部分是进口的，应该集中在小的农产品中。比如，类似以前农村的丝瓜，长大后有丝瓜馕，晒干后常被用来洗碗，但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丝瓜几乎都没有了，并且口感没有以前的那种甜味了。这可能与进口种子的广泛种植有关，有利于适应更多的不同自然条件，有利于快速成长成熟。

　　《21世纪》：你在乡镇从事农业工作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吉新耘：应该说，国家为了促进基层发展给了很多支持。我们每年都会有培训学习参观等活动，但近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原来的水稻小麦棉花等高产栽培的专家学者讲座，比如扬州农业大学苏祖方教授等，我们受益很多。但现在这些带有技术性的培训安排少了，以观光农业设施农业等培训为主。我觉得这是基层农村工作的一个积极变化的信号，意味着上级对农业的指导思想从过去的种植栽培转向利益收入更高的方面去了。

　　《21世纪》：有学者认为，应当把种子还给市场。你怎么看？

　　吉新耘：我是江苏省最早的一批农校毕业生，上学时我们老师就告诫我们，一个育种专家，一辈子都可能搞不来一个新品种。但现在每年的农产品新种子层出不穷，这固然有技术和市场的巨大进步，但实践中能否真正为农业生产安全、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带来正面的积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有的观点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种子培育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成果，对市场不了解不熟悉，与企业之间的需求出现了错配，没有实现好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新的产品出来之后，申请专利，如果能在市场上推广尤其是全国市场，那么高校就会获得较大的专利费。高校怎么可能不懂市场？

　　关键是，一个新产品能否适应市场，是需要实践去检验的。比如，江苏省曾经出现过水稻新品种推广引发的减产风波。

　　我的理解是，种子应该是公共产品，至少不能全部市场化。比如，江苏的黄海农场，历史上曾有数十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但10年前减少到只有100亩左右的科学实验面积，其他的都改种了。从全国范围看，一个省的棉花种植面积有所减少这可能对全国市场没有啥影响，但具体到江苏一个省来说，这个情况应该受到重视。我们要为未来留个种。

　　《21世纪》：中央提出高度重视种子工作，农业农村部也提出要打赢“种子翻身仗”，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吉新耘：最好的做法是，在县级农委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恢复以乡镇为基础单位的种子站并作为种子销售的终端，让各种子企业与种子站具体对接，结合当地具体实践，对市场上的种子进行筛选，找到适合当地的品种，再向广大农户销售。其中，种子企业的产品在当地的示范种植，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委托种子站进行。最终追责上，仍执行谁销售谁负责。